“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

时间:2019-11-02 12:02:14
[摘要] 目前,中国国家起源与文明演进正在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国家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亦是如此。从目前学术界的观念看,“早期中国”主要指最早在中原地

目前,中国的民族起源和文明演变正成为历史和考古学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的起源和时空特征,因此意义重大。

早期中国文明不同于早期中国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行政管理等各种文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聚集使得政治国家的阶级、阶级分化和社会融合在动态中不断演进。因此,国家和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同步,就像“中国早期”和“中国早期文明”一样。从目前的学术观念来看,“中国早期”主要是指最初建立在中原的夏、商等朝代。这与司马迁和其他传统史学家关于中国文明以中原、夏商三帝五帝为中心的理解高度一致。

然而,近代大量考古材料和古籍的世俗性使我们能够逐渐恢复和理解由于缺乏文献或历史记忆而丢失的历史记忆和客观历史。它使我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历史文献和记忆缺失的问题。虽然“中国早期”和“中国早期文明”在许多方面密切相关,但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是不同的。“早期中国”是一个政治国家和政治王朝的概念。它与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何尊”中出现的“中国”一词有关,也与春秋时期文献中的“中国”概念有关,如《尚书》、《诗经》。因此,无论是在古代文献还是青铜器铭文中,早期的“中国”都是一个与中原王朝和都城(史静)相关的概念。

“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代表着我国各民族人民从历史到现在共同创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演变。它的内涵不仅包括古代中原最早的三个朝代,也包括今天中国国土上的广大地区。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地理和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构成了古代不同的多民族、多地域文化。早期中原文明和王朝国家是在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华文明中起着核心作用。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和渗透所形成的差异和整合,构成了今天“中华文明”的多维整合格局,也构成了中原早期政治国家文明发展的内生因素。

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讨论是基于大量的历史和考古资料。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代人就在我国的许多地区生活、生活和繁衍。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出现了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大量史前遗址的发掘表明,每个地区的文化不是某个核心地区文化单一衍生或扩散路线的产物,而是在不同地区自发形成和发展的,在文明发展的序列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和阶段性特征。

中国早期文明有共同的特点

虽然史前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特点不同,但仍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自我本质和整合。每一种地域文化都不是由特定的地域文化形式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每一个植物区系中独立发展和成长的,具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生态环境品牌。由于中国古代的内陆性质和流域的相互联系等特点,区域文明在其成长过程中通过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断获得新的文化因素。例如,燕辽文化区穿过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在西北部形成一个半月区,通常被后人视为荒凉和人烟稀少。由于其自身的植物区系文化和与欧亚草原频繁文化交流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固定和凝聚力。不同地区的文化大多以原始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采集、渔猎、畜牧业等。与此同时,它的生产力处于非常低的木材和石材工具生产水平,剩余产品稀缺。它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这种农业聚落社会对土地的依赖产生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由于维护土地边界和聚落安全而产生的凝聚力和固化。大量具有战争防御性质的史前护城河聚落及其向心、内聚的布局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其次,它日益强化了氏族和部落的血缘关系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以祭祖为中心的宗教祭祀仪式长期繁荣,形成了从原始宗教向“仪式”的过渡。

第三,流动的文化重心。由于地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尽管6000-4500年前中国地域文化发展呈现出“婴儿呼吸”的格局,但仍有一个文化重心不断上升或相对稳定,并处于领先地位。如北方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等。这些地区的文化中心就像“满天星”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用闪烁的星星构成了史前中国耀眼的文化景观。这些史前地区的文化中心一直在变化。

最后,大规模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这些区域性文化中心大多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大型聚落群或古城以及大型建筑和祭坛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些活动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还需要精确的计划和专业化分工。这表明这些早期的区域性文化中心不仅有能力动员和组织周围的定居人口,而且还具有相对清晰的社会分层和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专业群体,如专业牧师。在特殊的社会分工、社会管理以及城市和精致的祭祀礼器等物质力量的背后,文明才刚刚开始。

文明中心固化产生早期中国

大约4500年前,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以洪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以牺牲专制模式为主导的区域文化逐渐弱化,而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主导的政治专制模式,已经成为史前中国区域文化中崛起于冉冉的耀眼明星。正是这种非凡的跌宕起伏给中国古代文化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通过吸收其他区域文化因素,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形态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在“月亮上星星少”的格局下,它显示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和耀眼的光芒。尤其是龙山文化朴素有效的组织管理特征,以及社会成员的大规模动员和整合,逐渐演变为中原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国家。从"满天星"所带动的区域文化中心到"罕见的月亮之星"下中原文化中心的出现,史前文化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从考古学的概念来看,“文化”和“文明”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文明”的概念是指社会组织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发展到更高水平的集体形式,代表着这个社会组织的社会和自然行为的总体发展水平。“中华文明早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集体形式。最早的中原王朝或“中国早期”是不同文化交融渗透、达到一定高度而形成的文明积累和转化的结果。在史前中国不断流动的文化重心中,这种文化发展的高度使其成为一个区域文明,最终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

目前,我们的共识是,以夏朝为中原早期政治国家的开端,无疑有历史文献和神话传说的依据。然而,早期文明和政治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历史文献和神话传说来看,夏朝以前的虞舜时代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文明。过去,我们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是从中原开始的“皇帝”和“国王”制度。据相关研究,迄今为止,考古意义上的中原龙山时代的“皇帝”和“国王”还没有超过5000年。大约5000年前良渚文化的发现推动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理解。良渚古城无疑具有早期区域国家的多种属性。虽然目前良渚文化中没有以所谓“文明”为标志的金属制品或文字系统,但我们不能轻视良渚文化的文明内涵。良渚古城、大坝、大型祭坛和精美的玉器礼器证明,在这些物质文化的背后,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文明符号。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我们只能从整体性的角度把握它,把握主要的“文明”标志,从外到内深入其背后的奥秘。另一方面,由于时间较长,考古发现中显示的不完整特征仍有许多未知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5500年至5300年前从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大量装饰精美的玉器礼器,以及大型钚、锝等器物背后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内涵,仍然难以估计它在“文明”进程中走了多远,但它必须具有相当成熟的社会分层和更加复杂的礼仪制度背景。因此,在讨论“中国早期文明”时,我们应该以“早熟”中国的文明要素为基础。

黄帝形象反映了历史记忆

“中国早期”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早期国家能够长期生存,创造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模式是合理的。在当时激烈的部落战争中,这一主张实用主义、军事力量与神力相结合的政权组织,适应了固定农业聚落和精细生产方式的特点,通过吸收和整合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国一体化和多样化的模范文明。中原政治国家的形成大大缩短了史前部落和氏族向“早期中国”的发展过程,加快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然而,这个过程仍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的起点不是夏商朝,而是早期活跃在中原的社会政治组织。

早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就有三皇五帝夏前的传说。《史记》有一定的道理去吸收古语,把五帝列入《史记》,把夏前的黄帝和其他五帝视为中国政治进程和演变的开端。这反映了人们对中原王朝民族身份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对“早期中国”和黄炎部落的崇拜情结。对黄艳的崇拜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农业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认同需要。自春秋以来,彝族和夏族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从夏朝开始,中华民族就有逐渐形成统一国家的趋势,各诸侯国在吞并战争中已经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这一时期,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具有民族和国家认同内涵的中国礼仪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内涵和聚合旗帜。此后,黄帝等人被高度评价为中华民族的“圣王”和“祖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朝时,黄帝作为“神圣的国王和祖先”和“中国人和野蛮人的祖先”,逐渐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解。无论是中华文明的开端,还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黄艳的历史。《史记》视黄帝为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以广阔的民族和民族认同视野,将“五方”人民和秦、楚、岳乃至匈奴的祖先融入中国同祖同源的历史谱系,从而从五帝三王开始构建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这种广阔的文化视野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多元而完整的“中华文明”历史观。它不仅把居住在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五帝三王所建立的政治文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且把中国人和荣、满、夷、棣等少数民族融合成一个以黄帝为核心的更大的文明建设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所反映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高度,对我们探讨“中国早期”和“中国早期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作者是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李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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